“如果真的因肿瘤而死，我宁可把自己最后的信任交给印医生。”市民周卫东前不久致电本报，并在电话里这样向记者描述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印季良医生。

      印季良听到这番话笑了起来，连声说：“病没那么严重，我也没那么好。”眼前的她，一头短发，显得干练，讲话非常干脆，思路清晰。

      为医，尽量为病人省一点

     让周卫东印象深刻的，也是印医生的干脆利落，他说：“医生讲的话、开的处方是不是为病人着想，其实病人心里非常清楚。”

     一位胃癌患者也告诉记者：“印医生说话实在，做事待人都很认真，是个好医生。”

     周卫东的母亲2006年被诊断淋巴癌，一直在肿瘤医院就诊。陪妈妈看病的过程，也让周卫东了解了这位女医生：“她开的药不贵，会尽量为病人省钱。”

     “如果病人没有特别的要求，在最为优化的诊疗程序中，我会首先选择国产药给病人，尽量不开进口药。”印季良说。

      在肿瘤治疗领域，国产药和进口药的价格差距极大，在病人中甚至流传着进口药副作用比国产药小的固定思维。可印季良并不认同，她认为，有些用药后的副作用跟人的心理状态密切相关，“医生其实不应该在事先做任何暗示。”

      这些年，人们对肿瘤的治疗形成了一个奇怪的想法——钱的多少决定肿瘤治疗的效果。印季良认为，这是在各种力量作用下，形成的一个极大的治疗误区。临床中，她看了很多“人财两空”的最后结局：“对病人和家属而言，参与肿瘤治疗一定要理性，不是期望把钱砸下去，迅速见效。”

      印季良希望病人都能赢得一个好的生活质量，与此同时，又不会造成家属过重的经济负担。“治肿瘤花钱的地方不仅仅是药费。”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——患者不工作就没有了一份经济来源，来回看病要增加出行成本，还有各式各样的进补，等等。“大部分肿瘤病人经济并不富裕，我们应该为他们省一点。”

      沟通，病人远比想象的坚强

      “你真的为病人着想了，他们会很体贴医生。”看门诊时的印季良，并不属于那种特别有耐心的医生，她说自己的脾气有时候非常急，讲话也并不温柔。可她的很多病人，却还是对她非常信任。

     “我的原则是，第一次来看病的病人，一定要做彻底沟通，赢得信任。”印季良每天7点半到医院，专家门诊期间，半天就要看50多个病人。她初步算了一下，最多只能留给每个病人5分钟的交流时间。“医生除了开处方外，还应该承担起宣教、心理治疗的作用，但现实根本不允许，只能有所取舍。”

      印季良引导复诊的肿瘤病人尽量在同一医生处看病，这样省去了医生熟悉病情的时间，而医生如果在首诊时与患者进行充分沟通，也将大大提高未来复诊的效率。

      赢得信任，还基于印医生对肿瘤病人的了解。她说，很多病人得病初期往往会震惊，可许多病人会渐渐地面对现实，并且心存希望。“临床中相当一部分家属不愿意把实情告诉肿瘤患者，怕他们接受不了。其实，病人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坚强。”印医生希望，家属们能够充分给予病人知情权。

      “病人在了解病情后，他们跟医生的配合度也会超出人们的想象。”印季良记得，在她初当医生时曾遇到过一个肿瘤患者，治疗时一天也没有休息过，反而照料着患心脏病的妻子，还养育着学龄阶段的女儿。这位病人至今仍活着，还时常来门诊复诊。

     取舍，一辈子做一名临床医生

     出乎记者意外的是，这位在肿瘤医院工作了近30年、并在临床上赢得病人好评的医生，专业职称仅为副高。她说：“每个人都有专长，我想自己没有办法达到正高的要求，所以10年前就放弃了。”

      在高校附属医院内，职称上的晋级与科研要求密不可分。忙于临床的印季良，非常不善于与科研论文打交道，于是就决定一辈子做一名临床医生。秉持着这样的想法，印季良做出了自己的取舍。她全力以赴地投入临床，并且最为重视临床的医疗安全性。

      “临床治病、看护病人其实是很费精力的，做化疗的医生必须严密监护患者的肝功能和肾功能指标，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。”人们往往把化疗药物比喻为双刃剑，它对正常细胞和癌细胞“不分敌我”的杀伤力往往会给病人造成极大的痛苦。

      对印季良而言，如何选配化疗药是一门极大的学问。她说，自己的用药有一个原则，就是越简单越好。“药物作用本身已经很强劲了，一旦用药复杂，药物之间就会产生相互作用，反而容易引发副作用，影响治疗效果。”

     愿意舍弃，才能得到。印季良舍弃了很多，但她却赢得肿瘤患者们的信任，以及口口相传的声誉。